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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发表在《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6期)
* 本文的完成主要得益于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开设的“当代中国研究”博士学位课程的有关内容。在具体的行文过程中，得到了南京大学周晓虹教授、童星教授的直接关心与帮助，另外参与本文讨论的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和历史系诸位博士生为本文的最终形成提供了许多有益的观点。在此，谨表示我最衷心的感谢。
[①] 在已有的社会学研究中，研究者大多把研究视角定位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或“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上。从总体上来看，这与“农民外出就业”是同一性质的问题。但细究起来，它们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笔者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的提法在这里容易产生误解，给人的感觉好像“转移”的都是“剩余”的。其实，在实际生活中，剩余劳动力和非剩余劳动力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外出的人完全可以包括那些在理论上并非剩余的部分人，相反，留在家里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的人可能是真正“剩余的劳动力”。而“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则多半与传统的人口统计定义有关，“流动”一般是指没有户籍变动的居住地的变化。在本文中，我们采用“农民外出就业”一词旨在说明农民“转移”或“流动”正是“外出就业”这一目的性行动的表现。
[②] “过密化”(Involution)又称内卷化，即以单位劳动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去换取单位面积劳动力投入的增加，这种过密化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无发展的增长，即虽然产出的产量增加了，但劳动生产率并未提高。在中文里，“过密化”这个词是黄宗智从C.Geertz那里借用过来的。
[③] 科尔曼（J.S.Coleman）认为，“社会人”的假设把社会规范作为理论的起点，人只是社会系统中已被社会化了的元素，他只是被动地按照社会规范行动；同样，“组织人”的假设也是侧重对组织结构和角色分工的分析，它忽视了对组织中个人动机和利益结构的分析。
[④]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学的理性选择论所要解释的社会行动并不包含那些不具有目的性的感情行动和不具有社会性的私人行动。
[⑤] 因为在科尔曼看来，方法论整体主义是侧重于对不同系统的同一行为进行样本分析或是对一个系统在特定时期内的不同行为进行分析，因而忽视了系统的内部层次，特别是忽视了个人行动层次而缺乏解释力，而方法论个体主义是用系统的不同组成部分（如个体、群体、组织、制度）的行为来解释系统的行为的，它可以根据所要解答的具体问题来选择令人满意的解释层次。
[⑥] 如果我们把农民的这种理性选择行为看作是一个社会大系统中的一种相互交换行为，那么，在相互交换中那些获利较少的人恰恰是实力较强的人。因为在两个各自控制某种资源的行动者之间，具有较少利益的一方只有不多的利益存在于对方的控制之中。因此，他的实力较强，较有能力控制对双方均有影响的行动后果。
[⑦] 该课题组对农民外出就业的多因素分析，其出发点与落脚点都是经济学的“利益”收入，其所采用的理论分析模型也主要是经济学的一般分析模型。但其所列出的影响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决策行为的因素：预期收益、资源与经济条件、劳动力素质、外出费用、体制和政策因素，却带有一定的社会学意义，而且与我们前述的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一般分析框架具有一定的通约性，因为在笔者看来，这些影响因素都可以化约到农民理性选择一般分析框架的四个要素中去。
[⑧] 中国为什么会出现人多地少的局面？李银河在其论著《生育与村落文化》中有十分精辟的分析，她指出，中国传统家庭本位的文化主要关心的是家庭的繁衍扩大，这必然导致多生。在自然界中，每一种动物都占据一定的领土和空间，凡资源占有率高的种类，生殖率必低，而资源占有率低的生殖必高，否则难以生存。中国传统文化里提倡生育的内容，实际上是弱者最低限度地进行自我保护的一种体现，这也恰是中华民族及其传统文化延续数千年而不曾被灭绝的重要原因(具体内容可参见李银河著：《生育与村落文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⑨] 如果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按照所谓的“经济理性”，似乎这一点很难理解。但由于中国农民在其漫长的历史中，更多的不是作为单个的个体而是作为家庭甚至家族的一员参与到经济活动中去的，虽然过密化造成了边际报酬的递减，但从维持全家老小生存糊口的角度来看，只要能换得总产量的提高，就是值得忍受的。
[⑩] 必须指出的是，这只是一种逻辑顺序，在时间---空间上，并非人人都会遵守这种顺序在做出理性选择时而依次走完全过程。有时，有的人可能在做出生存理性选择之后，直接表达的可能就是社会理性选择原则，而不再是经济理性选择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