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一般分析框架可以同时用于对个人基本行动和系统行动进行评估和预测，例如，根据行动者控制的资源以及他人存在于这些资源中的利益，可以推断行动者在系统中具有的实力。[⑥]再如，如果我们已知资源与信息控制在行动前的控制分布状况，便可以计算出每个行动者的个人实力和每个行动的价值大小，进而可以推论出行动者对整个行动的控制程度以及行动的结果。同样，如果已知行动前和行动后资源与信息的控制分布，那么就可以由图一的反箭头方向推论出每个行动者的个人实力和他所控制的资源与信息价值，以及行动者最终所取得的效益状况(Coleman,1990：141-148)。
然而，社会学的理性选择理论的宗旨不是为了建立一种涵盖一切理论观点的抽象理论（尽管科尔曼把自己的理论看作是“社会理论的基础”），而是为了将社会学的各种理论（如权威理论、组织理论、交换理论、社会规范理论等）引入到理性选择的模型中，以发展出一种具有实证性的分析框架和解释模型。因此，根据上述的一般分析框架，如果把分析的重点进一步聚焦在行动者“理性选择”上（而不是仅仅局限在寻求这种选择所受制的因素），我们便可以列出便于我们量化分析的各种数学解释模型（Chang,1993；Becker,1976；Friedman and Hechter；Homans,1974）。例如，下列数学公式就表达了一个具体的理性选择行动发生的条件（Chang,1993：246）：
V=BP-P’C
If Vi > Vj , then Vi is chosen
在上述公式中，B相当于行动者从预期行动中获得的预期效益的主观价值；C是和行动者相关的预期代价的主观价值，包括行动者预期的投入和可能受到的惩罚；P是行动者估计获得成功的可能性；P’是行动者估计遭受损失的可能性；V是估计其预期的行动的纯价值（i是指某项行动，而j是指其他的行动选择）。
很显然，这一解释模型受经济学中理性选择理论的影响较大，尽管如此，他与前面的一般分析框架具有内在的相通性。行动Vi（如农民外出就业）的发生无疑要受到个人实力、行动价值、控制分布和行动后果四种因素的影响。行动的预期效益（即B）和预期代价（即C）的大小是由行动者的个人实力、对资源信息的掌握与行动价值评价决定的，而行动获得成功或遭受失败的可能性（即P与P’）与行动前后的控制分布及行动后果直接相关。从总体上来看，在行动估计获得成功或遭受失败的可能性一定的情况下，个人追求效益最大化动机越强烈（即B越大，C越小），行动发生的概率（即V）也就越大。具体到农民外出就业行为上，我国学者开展的许多经验研究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课题组，1997；陈阿江，1997；谭深，1997；黄平，1997；1998；Yaohui Zhao,1999 ）。例如，“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课题组经过大量实证调查得出，在经济制度和政策一定的前提下，农村家庭劳动力是否外出就业表现为权衡外出就业的利益和风险的理性行为。当外出就业的经济收益明显高于本地就业利益、劳动力要素的外出边际收入大于本地劳动边际收入，农户家庭就可能选择外出就业（“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课题组，1997）。[⑦]
四、从生存理性到社会理性：农民理性选择的跃迁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社会学中，理性行为就是为了达到一定目的而通过社会交往或交换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性行为，这种行为需要理性地考虑对其目的有影响的各种因素。因为它对“理性选择”的基本理解就是认为人的理性是“有界的”，在众多的“理性选择”行为中，由于条件和信息的有限性，人们实际上无法达到“最优点”，而只能“逼近”到最优点，即只能取“满意解”。因此，在具体理性选择的过程中，满意准则和合理化便成为这种“理性选择”行动者的行动基础。在此，笔者把这种理性假设称作为“社会理性”，其最基本特点就是在追求效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寻求满足，在充分考虑各种社会因素的基础上寻求一个令人满意的或足够好的行动程序，而不是“经济理性”中寻求利益的最优。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理性行为表现往往是非常复杂的，其不仅要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也要追求社会及其他效益的最大化，而且，其中有许多因素本身就是相互制约的，行动者只能在众多因素的权衡之中寻求一个满意解，而实际很难达到最优。因此，笔者认为，“社会理性”是在“经济理性”的基础上更深层次的“理性”表现，是“理性选择”的更高级表现形式。除此之外，笔者再根据斯科特“生存伦理”(subsistence ethic)观点引入一个“生存理性”概念，因为这种理性首先考虑的是安全第一的生存原则，而不是追求效益的合理化和利益的最大化。
这样，根据人们追求目标的不同假设，我们实际上可以把人的理性行为分为三个层次，即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而且，生存理性是最基础的层次，只有在生存理性得到充分表现和发挥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产生和做出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的选择。在生存压力下，决定农民是否外出就业的首要因素是生存理性选择。对于广大的中国农民来说，为了维持整个家庭的生存而选择比较而言并非最次的行为方式(如过密化)，是更为现实的驱动力。因此，笔者认为，当代中国农村人口出现大规模、长时间的外出就业是“生存压力”和“理性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农民由“生存理性选择”向“社会理性选择”跃迁过程中，“理性选择”高级化的具体表现。
首先，因生存压力而产生的“生存理性选择”是农民外出就业最根本的动因，也是当今中国民工潮形成的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而“生存压力”既包括资源环境等自然条件方面的压力，也包括社会制度等结构性方面的压力。而自然条件方面的压力主要表现为人地关系的紧张(见表一)，即在现实的生产经营条件和技术水平条件下，农村的生产资源难以创造出维持农村人口生存和发展的劳动成果。不仅如此，耕地面积的递减，劳动力数量的递增，生产手段的不断提高，使得农村中相对“剩余”的人口日益增多，生存压力也由此不断增加，为谋求生存而实现外出就业便成为农民不得不考虑的首要因素，生存理性选择由此得以充分体现。[⑧]
表一：中国农村的人地关系
|
年份 |
耕地面积 (万亩) |
乡村人口 (万人) |
农业从业 人员(万人) |
人均耕地 (亩) |
劳均耕地 (亩) |
|
1980 |
148957.8 |
81069.0 |
29117 |
1.8 |
5.1 |
|
1985 |
145269.4 |
84419.7 |
31105 |
1.7 |
4.7 |
|
1988 |
143582.7 |
83725.4 |
32197 |
1.7 |
4.5 |
|
1990 |
143509.4 |
89590.3 |
38428 |
1.6 |
3.7 |
|
1992 |
143138.7 |
91154.4 |
38349 |
1.6 |
3.7 |
|
1994 |
142360.1 |
91526.2 |
36489 |
1.6 |
3.9 |
|
1995 |
142564.1 |
91674.6 |
35468 |
1.6 |
4.0 |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7)》资料计算
经验研究也表明，人地关系越紧张，生存压力越大的地区，农村人口外出就业的动机就会越强烈，生存理性选择就越主动、具体。但是，笔者认为，相对于自然环境方面的压力而言，社会制度等结构性的压力似乎更具有“冲击力”。因为自然环境形成的压力往往是长时间积累的结果，它比起社会制度等结构性因素而言，具有更强烈的“惰性”（文军、朱士群，2000）。因此，久而久之生活其中的个体很容易对资源环境带来的“压力感”下降，从而变得慢慢适应以致无视于这种压力的存在。而社会制度等结构性压力却不同，它是人为造成的，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突变而成的，这种压力从它诞生时起，就会引起人们的强烈关注。尽管，由于制度规范的强大，人们可能会一时忍受制度的压力而使自己的行为规范在制度允许的范围以内良性运作，但这并不等于制度对人们的压力不存在，恰恰相反，这种压力潜伏在社会结构之中，且迟早会爆发出来，一旦结构性压力有所松弛，便会形成一股巨大的“爆发力”，从而迅速分化瓦解原有的社会结构，并为建立新的制度规范打下基础（文军，2001）。这或许可以说明，为什么长期以来中国农村一直存在着生存压力却直到1980年代社会制度等结构性压力松弛以后，才形成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外出就业的现象(事实上，在1949-1979年这段时期里，结构性的压力就一直存在，而且在中国农村也不同程度地出现过为冲破这种压力而进行的种种努力。只是，由于结构性压力的过分巨大，那种企图突破压力的理性选择行动，相对来说力量是十分薄弱的，在结构未有任何松弛之前，还不足以形成巨大的反结构动力以突破原有的制度规范，因此，生存理性选择表现的更为强烈)。
但是，仅有这种分析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还无法说明，在资源环境压力存在而社会制度等结构性压力不存在或很少的情况下，为什么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外出就业现象。比如，早在13世纪初叶的宋朝，中国人口南北合计就已经突破1亿了，那时就已经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了，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国人口已超过4亿，其后百余年人口数量稳居世界第一，人地关系变得更为紧张，直到现在都是如此(温铁军，2001：186)，而广大农民从总体上却选择了一条所谓过密化的道路。究其原因，如果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看，是因为农民在资源环境的压力下首先不是遵循所谓的“经济理性”(追求利益最大化)原则和社会理性(追求满意与合理化)原则，而是为了全家的生存糊口，为了即使遇到灾害也能确保全家在生存的前提下，挣得最低收入。[⑨]在这种情况下，避害第一，趋利第二，也就是说，只要还有口饭吃，传统农民是很不容易考虑再投入更多的成本冒更大的风险去开辟新的生活空间和就业机会的。“乡”、“土”既是传统农民基本的生存保障，也是其割舍不开的心理情结(Scott,1976)。因此，就此而言，这似乎也是一个因生存压力而产生的生存理性选择的问题，只不过这种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