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我们再看看“社会理性选择”方面。从上述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仅从因生存压力而做出的“生存理性选择”方面来寻找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业的动因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它还无法彻底解释为什么传统农民宁愿选择走“过密化”的道路也不外出寻求新的生活空间，更无法解释为什么在“生存压力”已大大减弱的今天，农民却要选择外出就业。尽管有学者从宏观的文化层面上予以了阐述，认为当时的农民还没有条件对不同的谋生方式进行比较，他们还更多地被笼罩在传统的生存原则之中（黄平，1997；黄宗智，2000），但这还不是最根本的终极原因。因为在笔者看来，文化从来就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本身就是一定社会活动的产物，且其总是通过一定的载体才得以表现。既然这样，那么，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农民这种“自我剥削”（Chayanov,1986；黄宗智，1994）文化的产生呢？笔者认为，可以从微观的层面上更好地找到对这个问题的恰当解释，这种解释就是农民的“社会理性选择”。
前面已经谈到，我们将理性选择划分为生存理性选择、经济理性选择和社会理性选择三个不同层次，笔者认为这种划分对于进一步解释农村人口外出就业的原因、流向和类型等均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如果仅从生存理性选择的角度来解释，这只能说触及了农民外出就业最初的根本原因。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流动的普遍化与快速化，单从生存的角度来寻求解释已无法说明当今为什么有些农村社区在解决温饱(生存)问题之后，还一如既往地强烈要求外出就业。显然，今天的农民具有了更高层次的追求。从理论上来讲，无论在什么样的制度性结构性条件下，中国农民作为有目的的行为主体都不是完全无能为力的，相反，在生存理性的驱使下，他们总是为了他们的家庭以及他们自己的生存而不断地试错、不断地选择、不断地行动着(黄平，1997：81)。事实也的确如此，1980年代以来，从分田到户到乡镇企业，再从乡镇企业到外出打工，中国农民一步一步地通过自己有目的(其压到一切的就是寻求生存)的行为，逐渐在有意无意之间改变着行为规则和制度的约束，改变着资源的组合方式。因此在这种理性下所做出的种种选择，首先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生存。
但是，随着生存压力的减缓，农村人口外出就业活动并没有因此而减少，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还有所增加。究其原因，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看，就是农民不仅存在着“生存理性”，而且还存在着“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文军，2001)，尤其对新生代的农民来说，更是如此。那些已经或即将外出就业的农民，虽然仍然面对着人多地少、务农比较利益低下的困境(生存压力也在某种程度上继续存在)，但是，对他们来说，传统的“乡”、“土”观念已不再具有原来那样强烈的文化意义了，他们已经有了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上的横向比较，再加上城市化的加快为他们提供了大量可供选择的生存和发展机会，在日益松弛的结构性条件下，为追求满足生存以外的需求而一如既往地游离于乡村之外，其行为就不难理解了（Scott，1976；Popkin，1979；黄宗智，1994；黄平，1997）。因此，在这里，“社会理性选择”将表现的更为突出。因为相对于生存理性和经济理性这种单一标准的选择而言，社会理性选择似乎更具多样化，它促使农民在决定外出就业的过程中寻找的并非是“最大”或“最优”的标准，而只是“满意”和“合理”的标准（因为“最大”和“最优”不仅难以做到，而且其付出的机会成本往往会更大，在生存压力之下，只要能求得相对的“满意解”，农民是宁愿放弃效益的最大化的，大量经验调查也证明了这一点）。而且，这种“满意”和“合理”常常是不确定的，它与个人实力、行动价值、对资源信息的控制分布以及外出行动的后果等有着直接的关系。当生存压力还不是足够大时，对于那些已经外出就业过的农民来说，继续外出就业的意义就远不是某些学者用“寻求生存”所能概括的，或许对他们来说，留在城市或者相对富裕的地区，即使生活得并不是很好(甚至冒着找不到工作，可能面临比留在乡村更大的生存压力)也比在乡村过着“过密化”的生活要强（这充分反映了行动后果对理性选择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因为，在基本生存安全得到保障以后，其它层次的需要将会凸现出来，而城市的现代文明、生活方式等现代化生活图景比起乡村的生存安全来说无疑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在一定范围内，农民完全可以通过选择感受现代文明的方式来补偿自己可能因此而失去的部分生存安全保障。社会理性选择由此比生存理性选择体现得更为强烈，并成为主宰农民外出就业的主导动因。
五、简短的总结
最后，笔者试图根据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的一般观点和本文所作的主要分析，对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业的根本动因作如下简短的总结：
1、从总体上来看，农民外出就业是理性行动的表现，而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业之所以大规模发生，既有其历史文化的根源，也有其现实社会经济的原因；它既受人多地少等自然性因素的制约，也受制度规范等结构性条件的制约。长期以来，中国农村从总体上说走了一条“过密化”的道路，其在文化层面上的原因就是传统农村人口还没有条件对不同的谋生方式进行比较，且还更多地笼罩在传统的生存原则之中，而在社会经济层面上是由于生产力过于落后，生存压力过大而使得传统农民还无法超越生存理性选择而进行经济理性选择或社会理性选择。但是，无论农民在微观上做出何种类型的理性选择，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宏观层面的制度、经济、文化的影响作用。
2、从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业动因的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层面来看，他们是“生存压力”和“理性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因生存压力而做出的“生存理性选择”是首要的，只有在生存压力足够大，且制度性条件有所变动的情况下，农民外出就业才能成为一种可能。如果我们把农民面临的种种生存压力当作一种“推力”的话，那么，城市或富裕地区表现的种种“魅力”就是一种“拉力”，而这种“拉力”无论多么巨大，假如没有作为行动者的农民自身的理性选择作用，其经济学的“推—拉”模式也是很难奏效的。因此，在生存压力一定的情况下，农民自身的理性选择是其外出就业的关键，因为宏观上的各种推力与拉力再大，其最终发生效力还得借助于微观的个人选择行动，而这又取决于农民的个人实力、行动价值的大小、对资源信息的控制及其分布以及对行动后果的判断。
3、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业的行为也是一种社会理性选择的表现，他们在具体行动过程中一般遵循着这样一种逻辑顺序：生存理性选择—→经济理性选择—→社会理性选择 (见图二)。[⑩]而且在农民外出就业发生初期，其往往更多表现的是生存理性选择，但随着外出寻求就业次数的增多和时间的拉长，经济理性选择和社会理性选择将表现的越来越突出。在制度性条件松动的情况下，农民外出就业的动向由生存理性选择向经济理性选择和社会理性选择的跃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自主性的增强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反映了现代社会农民理性选择的进步和多样性的增加。而在实现理性选择的行为中，合理性是理性行动者的行动原则，农民在超越生存理性选择之后，其一般行动取向是最大限度地获取效益（即表现为经济理性选择），但农民在经济理性选择原则无法实现或难以达成时，更多的却是表现为一种社会理性的选择，而这恰恰是农民理性选择行为最高层次、最强烈的表现。
生存原则 最优原则 满意原则
|
生存理性选择 |
—→
|
经济理性选择 |
—→
|
社会理性选择
|
图二： 农民外出就业理性选择的逻辑顺序
4、农民的理性选择行为要变成一种现实，它不仅要受生存压力的影响，也要受传统的观念文化和制度性安排的制约，而且，他们还要考虑其流动所要付出的成本与代价(包括预期和未预期的、有形的和无形的)是否高于其滞留在乡村的“过密化”生活方式，以及实现社会流动的可能性的大小。由此看来，1949年以前的中国农村人口之所以在流出条件已基本具备的历史环境下依然选择了滞留于乡土，其主要是因为受生存伦理和乡土情结等传统文化的支配力远远超出了其经济理性或社会理性选择的驱动力，生存理性选择更为突出；1949-1979年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农民外出或转移，则主要原因是受制度性安排的影响，农民的理性选择为政府行为所替代，制度与文化等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1980年代以来形成的“民工潮”则既是广大农民在长期以来的生存压力下对原有结构性格局和规则的一种突破，也是农民理性选择行动多样化得以充分展示的具体表现。
5、如果我们把支撑社会系统运行的社会结构理解为一种资源与规则的有机组成部分，那么作为行动主体的农民在社会结构面前决不是无能为力的，相反，他们总是有目的地首先为自身的生存其次为自身的发展而理性地行动着。但同时，这种理性选择行动又受制于一定的结构和规则。因此，无论他们的行动具有多么明确的目的性，也总是会受制于许多因素的约束，并在行动过程中不断地反思和调整自身的行动目标，而且这种行动所带来的后果往往是行动者本身所难以预期的（但结果却会对其后续的选择行动产生影响）。因此，农民理性选择行动的实现，在宏观层面上实际反映了整个社会的结构变迁以及农民社会流动的状况，在微观层面上则意味着农民自我意识的增强和主体选择能力的提高。
6、在现实生活中之所以会出现在相同的制度结构和文化背景中，愈是贫穷地区的农民,其外出或转移的人数反而愈少的现象（黄平,1997）,是由于除了其特有的亚历史文化因素以外，更主要的是其选择留在原住地宁愿过密化的行为方式本身就是生存理性的一种强烈体现，因为理性选择的跃迁是需要条件的，如选择成本的获得、选择能力的培养和做出选择时的具体外部环境等,而且,经验研究证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个人实力等人力资源变量在农民外出就业的理性选择中会变得越来越重要（Yaohui Zhao,1999）。这些并不是所有农村地区和所以的农村人口都平均具有的。在贫困地区,农民赖以选择的资源和条件相对较少,尽管其可能具有很强的外出或转移动机,也未必会实现理性选择的跃迁。因为这时其社会理性选择比生存理性选择可能具有更大的风险性。
7、“经济理性选择”之所以还难以一时在中国农民身上首先发挥效应，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家庭中心主义可能使中国人理性行动的单位与西方相比更多的是家庭而非个人(因为经济理性是建立在个人行动基础上的)。在中国，家庭是个理性选择的决策单位。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完善与成熟，这很可能促使中国人(包括农民)的行动，尤其在经济领域的行动日趋理性化，经济理性选择理论对中国人的行动解释与以前“非经济中心时代”相比将可能变得更为有效，但同时，因受选择过程多样性与复杂性等因素的影响，在生存理性选择得以超越，经济理性选择难以达成的情况下，社会理性的选择也将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主要参考文献
陈阿江，1997，“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与形成中的农村劳动力市场”，北京：《社会学研究》第1期。
D∙米勒和W∙波格丹诺，1992，《希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黄平，1996，“寻求生存的冲动：从微观角度看中国农民非农化活动的根源”，香港：《二十一世纪》12月号
黄平，1997，《寻求生存----当代农村外出人口的社会学研究》,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黄宗智,2000,《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
黄宗智，1994，《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牛津大学出版社.
马克斯∙韦伯，1987，《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三联书店。
丘海雄、张应祥，1998，“理性选择理论述评”，广州：《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第1期。
谭深，1997，“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性别差异”，北京：《社会学研究》第1期。
文军，2000，“全球化进程中社会学面临的挑战与创新”，成都：《社会科学研究》第5期。
文军、朱士群，2000，“社会分化、社会整合与转型期中国社会稳定”，北京：《社会学》（系人大复印资料首次发表）第8期。
文军，2001,“生存压力与理性选择：寻求当代中国农民非农化的动因----读黄平的《寻求生存----当代中国农村外出人口的社会学研究》”，香港：《二十一世纪》2月号。
温铁军，2001，“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与相关制度安排”，见《2001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课题组，1997，“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决策的多因素分析模型”，北京：《社会学研究》第1期。
Alexander, J.C.,1987,Sociological theory since 194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Press.
Becher,G.,1976,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Human Behavior,
Boeke,J.H.,1953,Economics and Economic Policy of Dual Societies as Exemplified by
Boulding,K.E.,1973,The Economy of Love and Fear,
Chang,H.Y.,1993,“Criminology: towards a neo-rational choice approach”,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Part C: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3(2)
Chayanov,A.,1986,The Theory of Peasant Economy,
Coleman,J.S.,1990,Foundation of Social Theory,